让我们只是谈论文化和艺术

茶馆的剧本被中国当代的三大难题支撑: 1)永远有人要做皇帝,永远有人抢着做奴才,永远有人不得不做奴隶;2)外族欺压带来的屈辱感与大国独尊的矛盾挣扎;3)但前两个偏向社会集体层面的难题,最终会被第三个更大的主题证伪,即,人首先要活下去——这也许是中国文化里最大的个人主义问题。
版本:1979北京人藝版本
茶馆的剧本被三大主题交互支撑站立: 1)永远有人要做皇帝,永远有人抢着做奴才,永远有人不得不做奴隶;2)外族欺压带来的屈辱感与大国独尊的矛盾挣扎;3)但前两个偏向社会集体层面的难题,最终会被第三个更大的主题证伪,即,人首先要活下去——这也许是中国文化里最大的个人主义问题。这基本就是现当代中国社会学以及文艺界最常造访的三大主题,甚至彷佛已经进入了有一定阅读积累的创作者的文化潜意识。
第一个问题:奴才和奴隶,但那些游离在这两者之外的呢?
鲁迅先生著名的关于奴隶和奴才的探讨此处不再赘述,茶馆群像中的官吏基本都是奴才。但剩下的被奴役的对象,却仿佛不能完全被放进奴隶这一栏里。此处并不是要特指读书人或者有些优越阶级的人物,而是茶馆里群像中的那些小人物里,他们一些人身上都有部分的不愿意让自己潜意识里气若游丝的个人觉醒被夺走的部分。或者,这些人身上零零散散的自尊,正是作者太强的『义不受辱』的个人意志不小心的外化渗透。
第二个问题:旧时代被埋葬了,但非我族类的基因黏性无法剥去?
外族与我族的身份认同关系始终在拉锯。在当年,这仿佛还有两个极端,一部分人屈服于洋人的先进,完全献媚弯腰;而旧贵族势力抱残守缺的维护着自己心里虚假的大国自尊。而今,中国国力的发展和民粹主义的叙事,逐渐消解了这种分歧,中国人的自卑心理表面上已经完全被擦拭。
我们的社交媒体,彷佛成为了现当代版本的茶馆,我族与外族的区别,依然是这个茶馆里的高频话题。只是此时,排外主要构成一种民族自信心的表达。这种社会现实,亦很好地再次指出后世对于《茶馆》主题的主流解读,可能是一种一厢情愿的误解。【1979年北京人艺重排《茶馆》时导演夏淳便曾说过,“排这个戏,开始时是感到有困难的”,比如,“这个戏到底写的是什么?”夏淳对此虽然作了比较中规中矩的自问自答,“觉得埋葬旧时代是主题”。】(参考资料来源于——曾令存,再解读:《茶馆》文本的深层结构,2009,《戏剧学刊》第十一期页251-267。)时代可以被埋葬,基于的假设仿佛是只要环境因素得到改变,社会即会发生质变。但是我们都看到人性是如何顽固执着地捉住一些东西的。
也许经济政治体制不一定存在永恒性,但人性族群心理上的内群组与外群组倒是一次次被印证了其在人类基因链上的黏性,成为一种看似无私的集体主义特征,但其实质是一种极其自私自保的思考模式,并且是如此难以抵制。
第三个问题:我爱国,但誰來爱我?
为什么不能活下去,是剧中人最后的质问,『我爱国,但谁来爱我?』。一个被集体主义洗脑与剥夺的灵魂,在最后出来问,我爱的国,都对我做了什么。百年来,宏大叙事总在说一句百孔千疮的祖国母亲,但茶馆呈现的是每一个受伤的个体。例如,贯穿三幕的人口贩卖,对女性和儿童的商品化实践。很讽刺的是有些买卖,在一个后当代社会里,依然甚嚣尘上。说人类不尊重动物,人本位思想的批评者也许有点过分宽泛化了人性的包容圈,本位的只是个人利益得失而已。
更吊诡和反讽的是,茶馆的话剧版本排演的过程,即是完美的诠释此种集体意志对个人意志的强加干涉的例子。
上世纪50、60年代,老舍对来自各方面力量对演出过程中关于作品“主线”的处理和“加红线”问题等始终保持一种“被动的姿态”。曾经有人提议用康顺子的遭遇和康大力参加革命为作品主线,老舍立即予以否定;对周总理提议把第一幕发生时间调整到辛亥革命前夕,他也不予认可;1963年重排,加了很多“红线”,如常四爷给游行学生送水,讲革命话等,老舍看后一声不哼。事后说:“我写的是洋柳树,你偏要黄花菜”,这是“缘木求鱼”。而且颇有意思的是,一方面,导演和演员们在想如何更好地表现剧作的“革命”、 “斗争”与“爱国”之类的“主题”,另一方面,是老舍的“置若罔闻”,在不厌其烦地跟演员讲解、示范,强调“《茶馆》要演成文化来”。参见陈徒手〈老舍:花开花落有几回〉一文。
更进一步去探讨社会集体叙事对个人意志的戕害的话,可以看到中国人对于要活下去的抗争,不仅仅是得不到基本的生活物质与得不到基本的人伦尊重。剥开更深层次的结构里,我们看到有许多文人内化了一种文化痛感——此处陈寅恪哀悼王国维的感怀:“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秩序愈宏,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正是最好的,文化人可以如何在精神层面被集体主义叙事绑架并失去自我的诠释。
最后,还有几个问题。没有答案:1)1979年,那些坐在台下看戏的观众都是谁,他们都抱着什么样的心理?其中有多少个,是『终于能吃到花生米,却没有牙齿的』2)不知道是出于特殊历史时期考虑还是原本剧本即如此,中国知识分子在本剧中基本是被隐去的,第一幕的时候完全不存在,第二幕和第三幕的存在感亦都很弱。不知道是剧本本身就想直指知识分子的缺位,还是出于审查考虑的削弱处理。
但无论更合理的解释是哪一种,此剧的诞生过程,以及此剧上演前的历史背景,恰好地暗喻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背叛
但是,还有另一些知识分子,在自己的作品中有意地引入了政治激情。……还有一些小说,把人民的代表描写成拥有一切德性,而卑鄙下流只属于资产阶级。
而那些,拥有老舍般创作理念——让我们只是谈论文化和艺术的知识分子——迈入太平湖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