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东渐以来，从西方输入了太多思想资源，一时间眼花缭乱。最大问题莫过于将西方“历时性”的各种思想以“共时性”方式传入中国，虽呈现出纷繁的多样性，其真正的哲学意义却有所遮蔽。现象学便被认为是这众多流派中的一种。如果我们只如此来理解现象学，便掩盖了其之于西方哲学传统的革命性意义。海德格尔哲学尤其如此，他的哲学对西方哲学作为一个整体有彻底反思，从而使后人有可能跳出西方哲学藩篱而寻找哲学新的出发点，对此张祥龙老师有着非常自觉的理解，他把海德格尔的学说理解为西方哲学对于自己原本使命的自觉，以及对于过去两千年来思想方式上的纠正。

在脱离实际的意识形态假大空（人文精神的大词）和徒劳琐碎的实证经验主义（各种“赋能”“颗粒度”的鬼话）之间徘徊的人，需要知道路在哪里。

2025年4月16日午夜左右，陈子默得知美国国土安全部威胁要吊销哈佛大学招收国际学生的资格后，便开始与一位可靠人士沟通可能的法律后果。陈子默是中国公民，在哈佛大学攻读计算机科学学位前，还需要修读一些课程，他对签证可能被吊销感到恐慌。对他来说，哈佛的经历是一次蜕变。陈子默（化名）在中国偏远地区长大，家境贫寒，就读于公立学校。如果没有哈佛大学的慷慨资助，他根本无法负担哈佛大学的学费，而且他还获得了暑期语言学习的资助。然而，当陈子默听到国土安全部的信函时，他的第一反应不是联系哈佛大学的管理人员、国际办公室或法学院，而是登录了ChatGPT。

“在一个政治上无所作为的年代，知识分子必须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并把自己的道德激情转化为一种立身处世的方式。这一际遇恰恰和学者们的反思相吻合。学术的专业化就成为这一方式的表达”。

真正的现象学学者，其内心必须是向这个世界开放的，接纳它的千姿百态，从中提炼某些超越式感悟，由此更接近事情的本源。

耽美文学之所以兴起，正是因为新一代女性感受到的苦闷，源于年轻人的困境，仅仅对它重拳出击，并不能消除那种社会心理，让他们乖乖地去谈婚论嫁，相夫教子，一辈子谨守正能量价值观，反倒是在堵死了这个出口后，让一些人越发绝望了。 真正的正能量，是要让年轻人有活路，能自由舒展，才能看到希望。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高波最近出版了新著《天下之极：世界枢纽观念的古今之变》，这是一部关于中国天下观念的通论。一方面在天地之学与儒学、象数与义理的交互中讨论“极”的观念史，另一方面探讨天下观念的古今之变，尤其是作为“天下之极”的世界枢纽观念自两汉至晚清的转型。他认为，唐宋以降，理学、易学与数术学涵化近代西方宇宙论、地圆说与陆海观念，以在球形大地上重建天下秩序。天地观与天下观相表里，共同构造了中国思想现代转型的世界观基础。在接受《上海书评》记者的专访时，高波认为，近代中国天下秩序的崩解，让思想家对理想天下的探讨变得更自由，对于这种具有强烈普世色彩的天下观，不能用其应然态去批评当下世界的实然态，而要承认每一种普遍理想都可能在实践中变得面目全非。

中央集权的努力及其相关的代理成本导致了人员管理的制度实践，这种实践加剧并延续了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之间的张力。空间流动性加强了自上而下的垂直整合，而地方流动性则激发了广泛的地域身份认同和战略联盟，对中国官僚治理产生了重要影响。

梁启超早年的史学有着强烈的“用世”情怀，想要改造中国古代的历史，使之符合“进化”的论述。那时他对历史人物的讨论，最终目标还是希望能建立一个历史进化的架构，论证中国历史的发展将会和西方国家一致，并逐步成为像德国、日本那样强大、法治、立宪的国家。他书写昨天的历史，其实是为了今天和明天，这样的倾向是很清楚的。也因此，梁氏在他最具活力、著述最丰的时候，很多史学观点基本上都脱不开评价管仲时的四种视角，而这四种视角又可以归结为一句话：“西方有的，希望我们也能有。” 从撰写《中国史叙论》《新史学》的1900年代初，到自欧返国、致力讲学的晚年，梁启超的史学措词及其所反映的史学思想，虽然有些延续之处，但其实很多部分都已经改变了。这些变化影响无远弗届，特别是《中国历史研究法》和《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的影响，甚至持续到今天。

在中国，政府与理工科达成了“科技兴邦”的契约，社会与理工科达成的“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契约，以及工业界和理工科达成的“研发费用不能省”的契约，仍旧十分稳固。相反，当代中国人文学术和社会的契约变得十分模糊——社会大众越来越难以理解日益专门的人文学术对社会有什么责任？当代大量的中国人文工作者既没有帝国知识分子与政府签订的“学而优则仕”的契约，也没有启蒙知识分子与社会签订的“引领思想”的契约。 大量无约傍身的人文学术青年，只能蜂拥后退，在象牙塔内互相拥挤踩踏，在面临生活的物质窘迫和社会意义感缺失的双重功能打击下，冲着塔外高喊：文人不谈契约！在今天，人文工作者似乎都更依赖旧的社会契约所确立的那个以“无用之用”为标榜的大学体制来为自己代劳，向社会证明自身存在的意义。

所谓的铁幕根本阻挡不了西欧人到南斯拉夫的热情，意识形态让位于实用主义。一位来自奥地利的游客说，“大海是不会在乎海岸边的政治制度是什么的。我们奔向海边，而不是奔向共产主义。”

人有人的用处

今天大学里的年轻学生，已经难以想象他们的老师在当年上大学时，北大校园的样子，以及当时校园中人的生活状态。有时候给学生讲故事，回想起来，当时也有各种艰难困苦，然而却从没有过焦虑。那时校园里的阳光似乎也更加明亮一些，无论是在夏天还是冬天。也许正因为如此，我们在今天才更应该纪念王老师，以及他所代表的那一代师者及其精神。

子弹库帛书自1942年出土，因战乱流散海外，直至近日归国，历经八十余年曲折。作为目前唯一出土的战国帛书，其楚系文字所记内容为我们重新认识先秦思想与典籍演化提供了重要线索。 李零教授自20世纪80年代起即关注并研究子弹库帛书，多次赴美参与帛书残片的揭剥与研讨，在长期学术实践中，不仅对帛书的出土背景与流转过程作出系统考证，更将其放置于“古书经典化”的宏观框架下，探讨其在中国古代知识系统中的位置与作用。 “三联学术通讯”今日推送的文章选自李零先生《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一书，聚焦出土文献如何参与“经典”建构。李零教授以四十余年简帛研究之积淀，揭示其作为 “失而复得的垃圾箱遗存” 如何改写学术认知，并考察古书的成型、传承与筛选机制，指出“经典”并非自明，而是动态生成的结果。 简帛古书让我们重新理解古书的创作、传播与消亡。值此帛书归国之际重读此书，更能理解出土文献对学术史研究的推动意义。

1980年，是《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两位年轻编辑金观涛、刘青峰的光彩时刻。由刘青峰执笔的小说《公开的情书》在《十月》1980年第1期上顺利发表。围绕两人的结识与相逢，小说讲述了一个理性思辨和感性冲动交织融合的爱情故事。小说发表后反响热烈，读者激动地倾诉自己内心的波澜：“《公开的情书》燃起了我的热情，把我从虚无中拉了出来！……真能称得上‘生活的教科书’。它让我和其他青年朋友知道，怎样去理解生活、理想、命运、爱情、婚姻、道德乃至哲学、文学、美学等等，而这些问题，往往是我们这一代青年所苦恼的问题。”

“我们经常强调的中国道路和中国历程的独特性。这种思维很容易将中国文化史、艺术史、文学史、电影史视为中国社会政治史的副产品或等价物，使我们很容易以20世纪中国史和21世纪中国的现状为框架，来定位和描述中国电影。电影作为工业和商业的一部分，必然受到经济史和政治史的直接影响，作为大众文化，其与政治的关联以及与政权的连接也是直接和强烈的。然而，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任何一个艺术门类都是一个半自律性空间，电影作为艺术、文化、工业、商业的汇聚点，尽管受到了更多限制，但它的半自律性似乎也更加鲜明。也就是说，不能把电影史简单视作主导历史叙述的证明链。”

如何思考人文学科与不同的人文传统的关系？如何重新界定人文学科的使命？

没想到最后等来的，是他的辞世而非辞职。说到底，对时代、对别人的失望虽然沉重，但并不特别扎心，学术生活中更难消化的，是对自己的失望。陈昊作为青年离去，我们作为中年幸存，会不会更加悚然心惊而吝于付出？带着愧疚生活，是不是成熟的标志？而他如果打破永恒的沉默，会不会似笑非笑地说，你以为我的事说明“全力”是错的，“省力”是对的，可别这么笃定哦，历史和人生充满了反讽，拉长点时间，一切都说不定啦。